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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我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黨始終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實現人民幸福作為發展的目的和歸宿，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也是我國經濟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內在原因。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肩負著歷史重任、經受著時代考驗，只有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才能抵御各種風險和挑戰，也才能構建起有利于經濟發展的良好的政治生態，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一、經濟跨越發展的奇跡只有在從嚴治黨的條件下才能持續下去

　　從嚴治黨能夠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構建起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及其實施體系，也就能夠更好地把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踐行到改革發展實踐的各個領域和不同層面。如果不從嚴治黨，放任腐敗分子任意侵食國家和人民的發展成果，甚至演變成侵食國家和人民發展成果的利益集團，那么，經濟秩序必然會紊亂，發展成果也不能讓廣大人民所共享，最終則可能失去黨心民心。蘇東等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教訓就是前車之鑒。

　　從嚴治黨保障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進而保障了我國經濟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20世紀80年代，我國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實行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并存的“雙軌制”。然而，在這個轉軌過程中，由于體制機制不完善，導致一些黨政干部利用手中之權，批給一些組織或個人價格較低的計劃內指標，從中尋租。很多組織或個人則通過種種不正當方式獲取計劃內指標批條，坐享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差價之“利”。當時這種“官倒”等腐敗現象的出現，引起了經濟社會秩序的混亂，人民利益受到嚴重侵害。面對此種現象，正是由于黨能夠及時果斷地向腐敗宣戰，嚴肅處理各種腐敗尋租行為，最終使得政治生態得到了凈化，國民經濟運行走向了正常軌道，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要全面從嚴治黨，重拳出擊反腐敗，對“老虎”、“蒼蠅”一起打，形成有腐必反的高壓態勢，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點贊。然而，也有一種聲音認為，全面從嚴治黨、嚴厲打擊腐敗的政策措施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速放緩。

　　實際上，當前我國經濟下行，而是由于國內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所致，這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就國際因素而言，是因為世界經濟增速持續徘徊于低位所致。全球經濟增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起長期在低位徘徊，至今未見根本好轉，即便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近兩年增速也有所放緩。在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日益密切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放緩的態勢必然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增速。就國內因素而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面臨著經濟發展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和發展動力轉換節點，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階段，經濟增速比以前低一些是符合正常的經濟發展規律的。雖然反腐敗短時期內可能對部分產品的內需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并非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因素。隨著中央要求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注重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逐步取得成效，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也必將邁上一個新的發展臺階。

　　有人為實現否定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目的，一方面不愿意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跨越發展奇跡中的核心領導作用的客觀事實，將奇跡的取得視為“悖論”；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種時機，擾亂視聽，把現今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歸于全面從嚴治黨。這完全是對我國經濟運行規律的一種錯誤判斷，其錯誤觀點不僅會動搖全面從嚴治黨的信心，而且會擾亂全面從嚴治黨進程。對此我們應當高度警醒。

　　二、全面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

　　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取得，是由于在不同發展階段能夠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的結果，其中通過充分發揮好政府作用厚植國家發展優勢是一個關鍵性因素，而不是如有的人所說是去政府作用的結果。無論是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直接配置資源，還是現今市場經濟時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揮好政府的作用都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市場失靈，還在于要通過促進資源向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新興產業、重大科技攻關等領域集中優化配置，解決單一經營主體難以完成、或由于外部性和成本高等原因而使單一經營主體承擔后不經濟的難題，由此才能夠厚植起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優勢。離開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中國是難以在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的較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改革開放以來也難以實現持續高速發展而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國之所以能夠發揮好政府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取向貫徹落實到實踐的方方面面，處理好全局與局部、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關系，充分發揮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從而達到了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效果。而從嚴治黨又使政府更好地擔當起了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發展優勢的重大使命，保障了各個時期國家重大項目的成功實施，才有了以“兩彈一星”、雜交水稻、青蒿素等重大前沿科技攻關的成功，才有了大慶油田、寶鋼等大型骨干國有企業建設和改革發展的成功，才有了高鐵、青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成功。

　　如果不全面從嚴治黨，放任腐敗，則不利于政府作用的發揮。

　　一是腐敗分子把屬于國家的財產和資源中飽私囊，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妨礙經濟社會發展。一段時間曝光頻率較高的橋梁斷裂、公路毀壞、堤壩潰爛、房屋坍塌事件，其中不少就是因為相關人員受賄尋租，導致項目出現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作為項目發包方的政府工作人員或其代表對項目實施不能做到嚴格監管，驗收者對項目完成質量不能夠做到嚴格把關，施工單位則可大膽偷工減料，因而就有了間隔時間不長的壞了修、修了壞循環的現象，最終使國家財富遭受巨大浪費和損失，甚至還危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此外，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和公有制企業員工用公款旅游、打高爾夫球、在高檔會所消費、超標使用辦公用房和用車，也是對國家財富的侵食，敗壞黨風、政風，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二是放任腐敗不利于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有的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存在國有資產被低價評估出售從而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問題。種種腐敗現象的發生，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主張去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理由。長此下去，試圖通過發揮好政府作用來優化資源配置和厚植國家發展優勢的信心也將動搖。如此，不僅不能接續厚植來之不易的發展優勢，還可能使我國的發展優勢喪失。

　　因此，當代中國的實踐反復表明，能否發揮好政府作用來厚植起國家發展優勢，關鍵在能否更好地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能否從嚴治黨。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和利益關系復雜化的市場經濟中，要發揮好政府作用，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發展優勢的厚植，則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三、全面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保障激活經濟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機制的形成

　　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而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關鍵在于能否建立起以公平公正為前提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也取決于能否全面從嚴治黨。

　　種種腐敗現象的發生表明，腐敗除了不利于發揮好政府作用外，還有礙市場作用的發揮，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一是腐敗擾亂市場秩序，使市場不能統一開放、公平競爭運行。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在承辦多種行政審批和監管、土地資源利用規劃、財政資源分配、稅收減免、重大建設項目實施等業務時，利用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例如，在證券市場上，由于處于發展過程中制度尚需不斷完善，加之相關職能部門的少數人在對企業上市準入審批時尋租而不嚴格把關，對企業信息披露監管不到位，導致有的企業所披露信息不真實，由此導致股民遭受損失。再如，有報道稱：山西曾查處的一個副市長，讓企業老板出資1420萬元在北京為他買了一套別墅；讓企業老板在海南陪同游玩并出資為他買下當地房產。他還向投資興辦煤礦的企業索要干股錢，企業老板拖著沒給，他就百般刁難，原來計劃兩年半建成的煤礦，結果8年都沒有建成。老板看沒有希望了，無奈想把在建煤礦轉出去。副市長就說，你不給干股錢，你想干干不成，你想轉也轉不出去。老板給了上億元錢才把煤礦轉出去。腐敗扭曲市場，導致資源被行賄企業所掌握，使優質企業的發展遭受沖擊，劣幣驅逐良幣，也就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是腐敗增加交易成本，也導致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增加，不利于國家在國際上競爭力的提高。例如，2005年山西一省級金融機構黨委書記、董事長在給企業貸款的時候，要求企業在正常付息之外，還要向他控制的公司支付2%的顧問費。現實中因腐敗無端增加交易成本的事例時有發生，對國家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三是腐敗擾亂合理的經濟布局。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難、8人失蹤、798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8.66億元。發生如此重大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腐敗，致使該公司可以公然違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和濱海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非法建設危險貨物堆場。可見，腐敗是嚴重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毒瘤，放任其蔓延，激活經濟、釋放新的發展動力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預期目標也就難以實現。

　　從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出發，應當把維護開放統一、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中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取向，處理好黨、政、企、市場的關系，完善法律法規，在政策支持、行政審批和監管、市場交易等可能擾亂開放統一、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關鍵環節加強監督，加大反腐力度，加大違法犯罪的成本，避免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及其對政策、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鉗制。

        總之，全面從嚴治黨，有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是厚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優勢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力的根本保障。各級黨組織應該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大局出發，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把從嚴治黨責任承擔好、落實好，堅持黨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做到敢管敢治、嚴管嚴治，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一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監督體系的建設，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利。

        二要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完善政務公開制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讓權利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三要拓寬人民監督權利的渠道。

        四要對不作為、亂作為者堅決說不，強化對不作為、亂作為的查處，同時促進敢于作為且善于作為的激勵機制的不斷完善。

        唯有如此，才能增強我國的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促進經濟社會邁向新臺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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